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花了三天試圖看一座火山——其中一天半都是塞車

下午四點半的金夏沙環路變成了一個沒有盡頭的停車場。我的黃色計程車被卡在卡車、摩托車和頭頂著整串香蕉的行人之間，完全動彈不得。司機，一個叫 Pascal 的年輕人，搖下車窗，用法語剛果腔跟一個賣電話卡的小販爭論起來——不是關於訊號接收，而是因為小販認為豹隊在下一屆非洲盃至少能贏一場，而 Pascal 說：「如果豹隊進一球，我就把這輛計程車給你。」足球是金夏沙最有效的破冰器。塞車是第二。

剛果民主共和國位於非洲心臟地帶，首都金夏沙，人口超過一億。它的國土面積是法國的四倍，但鋪設道路卻不到三千公里。當我告訴家鄉的朋友我要去剛果民主共和國看火山時，大多數人的反應是：「你知道尼拉貢戈山上次在 2021 年爆發了，對吧？」另一個常見反應是：「你知道金夏沙的塞車有多嚴重，對吧？」我很快就會知道。

金夏沙是一座你先聽到然後才看到的城市。早上五點半，鄰居的收音機開始洩漏出剛果倫巴——那種慵懶又無法抗拒的節奏，讓西非的高生活音樂和古巴的騷莎都顯得不足。到九點，市場的叫賣聲已經變成一場沒有指揮的交響樂——賣魚的、賣二手手機充電器的、二手西裝的、活雞的，每一種聲音都在同一個頻率上為生存而戰。中午，剛果河的渡輪拉響汽笛——那聲音低沉到在你的胸腔裡震動。傍晚六點，教堂唱詩班開始排練——剛果是世界上最大的法語國家，也是最虔誠的天主教國家之一。晚上九點，足球解說從一家開著窗的酒吧裡爆炸出來——Chancel Mbemba 的名字像非洲鼓點一樣滾動。我在這座城市待了兩天，從未感到孤獨。

從金夏沙向東的路是一場耐心的耐力測試。三百公里可能需要八到十二個小時——取決於天氣、山羊穿越公路的頻率，以及油罐車拋錨的機率。我吃完了一整袋路邊烤香蕉——外脆內軟，撒著粗鹽和辣椒——路還是沒通。但我逐漸注意到一件事：在每個村莊的入口，都有一片被踩實的土地，在每一片土地上，都有赤腳的孩子在踢足球——有的用塑膠瓶，有的用一捆破布綁成的球，偶爾有一顆褪色的真正足球，塑膠表皮已經磨破，露出裡面的線頭。每一片土地都是一屆微型世界盃。「看臺」是翻過來的塑膠水桶。裁判是一隻路過的山羊。

維龍加國家公園位於戈馬以北。進入公園需要一名持槍管理員護送——不是因為野生動物攻擊，而是因為這個地區幾十年來反覆經歷武裝衝突。管理員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名叫 Emmanuel。他的右小腿上有一道舊傷疤——「2008 年，一隻黑猩猩。不是攻擊——牠只是從樹上跳下來，絆倒了我。」他講這個笑話時沒有笑。他參加過超過 120 次反盜獵巡邏，他說跟火山相比，盜獵者更難預測。

攀登尼拉貢戈山從海拔 1,989 公尺的熱帶雨林開始。前兩個小時：空氣濕重，雙腿沾滿泥巴。植被從闊葉變為蕨類，再到零星的苔蘚，然後——然後所有的綠色都消失了。三千公尺以上，地面變成黑色的火山岩。每一步都嘎吱作響，像踩在烤焦的餅乾上。溫度從三十度降到八度。嚮導說：「現在你明白為什麼我叫你多帶一件外套了。」

傍晚七點半。我站在火山口邊緣。世界上最活躍的熔岩湖在下方兩百米處翻滾——不是紅色，而是一種無法命名的橙色，太陽的內臟，地球的血液直接暴露在空氣中。沒有護欄。完全沒有人造光。唯一的照明就是那翻滾的熔岩湖。風從火山口底部往上拉，帶來硫磺味和一種低頻的轟鳴——不是真正的聲音，更像是從骨頭裡感覺到的震動。我的登山同伴——一位來自戈馬的學生——平躺在邊緣的一塊岩石上，整整十分鐘沒有說話。然後他用林加拉語說了些什麼。Emmanuel 翻譯說：「他說——小時候我以為火山是神話裡的東西，畫在教科書上。現在我不確定了。」

下山途中，我的雙腿在發抖。不是因為害怕——是肌酸和疲勞。戈馬零星的燈光在下方閃爍，剛果河是夜色中一條深色的緞帶。一個小男孩指著我的登山靴，用法語說：「Tu es allé au volcan？」我點點頭。他對我豎起大拇指，然後跑開了。戈馬的足球場是用火山灰鋪成的——球的彈跳高度稍微不對，旋轉違背了標準物理定律。但這裡的孩子早就適應了。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你總是在適應一種不遵循預期規律的反彈——無論是足球、塞車，還是一座脾氣暴躁的火山。

回到金夏沙，晨雨正在下。Pascal 的計程車又塞在同一條環路上——或者至少是一條看起來一模一樣的。收音機播放著倫巴；他跟著哼，手指在方向盤上打著節拍。我問他是不是還覺得豹隊能進球。他笑了：「在剛果，樂觀是一種生存技能——跟懂得討價還價一樣重要。」車窗外，我看到一個年輕人，腳邊有一顆足球，雨水從球的表面濺起，反射著光。Pascal 的收音機從倫巴切換到比賽解說——Chancel Mbemba 又進球了。他搖下車窗，對著人行道上一個完全陌生的人大喊。沒有人聽懂他說了什麼。但每個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