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伊拉克——不是為了證明什麼，而是因為巴比倫還在那裡

巴格達。底格里斯河。清晨六點。一個漁夫站在木質小船的前端，右手撒網的動作和兩千年前亞述浮雕上畫的一模一樣。河對岸的穆塔納比街（Mutannabi Street）開始甦醒——書商們正在把泛黃的舊書從防水布裡取出來，擺在露天攤位上。斜對面的茶館冒出了今天的第一縷木炭煙。河岸邊的喇叭裡傳出阿拉伯語晨間新聞——伊拉克議會今天要辯論某項法案，播音員的語速快得像趕在齋月封齋之前把話說完。只有遠處的戰鬥機和頭頂偶爾掠過的鴿子提醒你，這不是美索不達米亞的某個古代清晨，而是2026年的伊拉克。

我到這裡不是出於英雄主義。不是因為我想『挑戰』一個被西方媒體定義為危險的國家。而是因為在一次搜尋『Iraq World Cup 2026』之後，螢幕上跳出的不只是旅行警告，還有一張巴比倫遺址的照片——兩千五百年前的藍色釉磚獅子，被鐵絲網圍在一個塵土飛揚的院子裡，幾乎空無一人。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巴比倫還在那裡，那為什麼沒有人去？

伊拉克位於中東，古稱美索不達米亞——『兩河之間的土地』。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在這裡交匯出了人類最早的文明：楔形文字、漢摩拉比法典、空中花園。2003年以來的戰爭和衝突把這個國家的名字從『文明搖籃』改寫成了『衝突地帶』。但美索不達米亞之獅——伊拉克國家隊——在2026年將代表這個國家站上世界盃的舞台。對於很多從未搜尋過伊拉克的人來說，足球是打開這扇門的第一個理由。

穆塔納比街（Mutannabi Street）每週五有巴格達最好的書市。書的種類像一個被打亂的時間線：泛黃的詩集旁邊是廉價的英語教科書，薩達姆時期的政治宣傳冊子旁邊是翻了好幾手的《哈利·波特》阿拉伯語譯本。一個書店老闆——他戴著老花眼鏡，手指被幾十年的墨水和灰塵染成了灰色——用英語對我說：『薩達姆時期這條街上的書店被燒過。美國人入侵時又被燒過一次。但書沒死，河沒變。』他指了指外面底格里斯河：『這條河比我們所有政權加起來都老。它見過巴比倫的國王、阿拔斯王朝的詩人、英國人的坦克——現在它看著我們。』

巴比倫遺址在巴格達以南約85公里，驅車兩個小時。但這兩個小時穿過了至少四個軍事檢查站和一片美國無人機曾經密集巡航的空域。抵達時，停車場裡只有兩輛車——一輛是導遊的，另一輛是伊拉克文物局工作人員的。導遊叫哈桑（Hassan），是巴比倫省本地人，他打開遺址的大鐵門時像打開自己家的後院門一樣隨意：『現在不是旅遊季節——巴比倫永遠不是旅遊季節。』他指著伊什塔爾門（Ishtar Gate）遺址——那些藍色釉磚上的龍和公牛依然完整——說：『尼布甲尼撒二世建這座門的時候，巴比倫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現在——現在它連巴士路線都沒有。』他的語氣沒有自憐，只有陳述。

更北部的埃爾比勒（Erbil）是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區首府，節奏和安全狀況完全不同。城堡（Citadel）——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定居點之一，六千年來從未被廢棄——從市中心隆起，像一個沙色的巨型蛋糕。一個庫德大學生帶我去了他最喜歡的烤肉攤，一邊狼吞虎嚥一邊講艾門·海珊（Aymen Hussein）（在哈維賈（Hawija）出生成長的伊拉克前鋒）的進球故事。『他在對阿曼的比賽中進了一個頭球，』他說，『我那天在埃爾比勒的茶館裡看了直播。整個茶館的人都跳起來了——庫德人、阿拉伯人、土庫曼人——那天只有一個身份。』他用烤串籤子在桌上畫了一個足球場的形狀，在中間寫了兩個字：伊拉克。

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湿地——传说中的伊甸园所在地——是我在伊拉克看到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不真实的地方。芦苇搭成的浮动房屋（Mudhif）在水面上轻轻晃动，水牛只露出一个鼻子和一对弯角。一个船夫站在他的独木舟上用简单的英语说：'萨达姆曾经想过把这片湿地全部抽干——惩罚这里的沼泽阿拉伯人。水退了十年。然后美国人来了，水又回来了。现在——水退了又涨，涨了又退。湿地还是湿地。'他划了一下桨，前方惊起一群白鸟。不需要任何评论，事实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分量。

在巴格达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回到了Mutannabi街的茶馆。同一个位置，同一壶阿拉伯咖啡。旁边桌上，一个年轻人正在用阿拉伯语给朋友们翻译手机上关于伊拉克世界杯预选赛的新闻。偶尔蹦出'Mbappé'和'Messi'这样的单词——足球是全球通用的方言。我写下这最后一页笔记的时候，茶馆外面传来了宣礼声。底格里斯河在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听到水流声。我想把一切都写在一个句子里，但Hassan——巴比伦的导游——在我离开时已经替我写好了：'你知道吗，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不到一百年，巴比伦就空了。但今天的旅游手册上，伊拉克只有'禁止前往'。这座城市的运气不太好——它被历史封了一个太高的头衔，又被现实压了太低的评语。'我付了咖啡钱。留言簿上签了名——虽然没有人会看。